签证难关显现，印度企业高管意识到合作障碍

最近，印度商界接连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：印度高管申请中国商务签证的拒签率骤然攀升至95%。过去几乎可以顺利获得的签证，如今十个申请中有九个遭到拒绝。这一现象甚至引起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的不安，他在8月22日亲自表示，印度正在与中方进行磋商。这一大国，拥有十四亿人口，何以在一个签证问题上陷入如此困境？究竟是哪个环节造成了双方合作的大门渐渐关闭？

2026年8月20日，印度《经济时报》发布了一篇令商界普遍失眠的报道，强调中国近期对印度企业高管、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商务签证审核政策大幅收紧。获批率从几乎一百降至二到四成，部分企业更是面临高达95%的拒签率。不仅如此，即使是重新递交申请，也常常无济于事。受此影响最大的行业为电子制造、汽车零部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，这些正是印度近年来重点发展的制造业方向。

问题在于，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设备通常来自中国，需要与中国工程师的现场支持密切协作。由于人员无法获取签证，整个产业链遭遇障碍。一家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原计划在深圳与印度合作伙伴召开会议，却因多位印度人员的签证延误，不得不将会议移至泰国；一家汽车零部件领军企业也把技术讨论会转移至新加坡，而一家大型电子制造公司同样选择在新加坡和香港召开领导层会议。即使是一些已与中国建立了深厚合作关系的企业，仍旧未能幸免，多家印度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高管也被拒于合作之外。

这一状况引得印度媒体形象地称之为“签证墙”，意指中国通过签证政策限制了印度企业的进出，让商界苦不堪言，差旅成本飙升，项目进度被无情延误，沟通效率愈发低下。起初，许多印度企业高管抱着乐观的心态，期待2025年底后签证能恢复如昔，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无情的打击。

虽然印度商界的焦虑是真实的，但简单认为这一切都是“故意为难”显得过于肤浅。任何政策变化必然有其根源和背景，签证政策的变动绝非偶然。要理解如今的局面，需要将时间线拉长，仔细审视过去几年的变化。一开始抱怨签证难的正是印度自身。

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，印度迅速收紧了中国公民的签证政策。包括旅游签证在内的诸多类别全面中止，一停便是整整五年。即便到了2025年7月，恢复的门槛仍旧极高，例如存款证明从一万元猛增至十万元，并且要提前冻结三个月。电子签证通道至今没有恢复，申请者必须亲自前往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等城市递交材料。

至于商务签证，印度会将中国公民置于优先转送类别之中，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同等对待，使所有商务和工作签证需经额外部门审批，流程时间显著延长。审批周期可达到45到50天，还需提供十万元人民币的半年银行流水。投资方面，印度还出台了相关通告，要求所有来自陆地邻国的投资必须走政府审批通道，专门限制中资企业，其中持股比例和高管任职均设有限制。过去六年中，中国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系统性歧视，统计数据表明仅因签证和人员流动限制，电子制造业便损失了约150亿美元的产值，损失十万个工作岗位。

而反观中国，长期以来始终保持了克制，商务签证大体处于开放状态，未曾进行对等的升级。在2024年，全中国对印度发放的签证数量高达28万份，而印度对中国的签证仅有约2000份，形成高达140倍的差距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中国公民还能够获得约20万份印度签证，但到2024年降至2000份，实现了99%的减少。

这一组数据足以揭示问题。2019年之前，中印双方的签证发放数量大致处于平衡状态，但自2020年起，印度单方面关闭了全部通道，导致对华签证发放量剧减。签证制度的核心在于互惠原则，长期的单向松动显然不能继续，审核标准的调整成为了必然的结果。更需要关注的是，自2025年12月起，中方还将推出在线预审与行程资金核查机制，措施显得更加严格。此外，2026年9月15日将实施的《出境入境管理条例》修订版，将带来更强的法律执行力度。

此次签证难题的最讽刺之处在于，印度口口声声宣称“去中国化”，但其实在实质上却对中国的依赖并未减轻，反而加深。根据数据，2025至2026财年，中印双边贸易额已达到1511亿美元，中国依旧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高达1121亿美元。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的数据显示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比例从去年的29%提升至36%；此外，印度制药行业70%以上的活性药物成分，90%的关键抗生素中间体都依赖于中国，汽车产业需要的高端稀土磁体同样紧紧依赖于中国的供应。